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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正被時間與實踐所證明。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不論是改革開放的卓越成果，經濟建設的不懈探索，還是民生福祉的日積月累，高質量發展是最集中的體現。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高質量發展答卷做得越好，就越有可能在區域競逐中突圍而出。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主陣地，珠三角在高質量發展上表現如何？南方日報·南方城市智庫以十年為一個節點，圍繞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這五大發展理念下的34個指標，選擇了包括珠三角九市在內，同時橫跨長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的25個樣本城市，進行對標研究。

　　我們試圖通過對標與對比，呈現珠三角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真實水平，探尋9座城市的發展長板與短板。我們也希望通過海量數據采集，勾勒珠三角近十年來的高質量發展全貌與軌跡。

　　在研究了近萬個數據后發現，在城市比拼范式切換的大幕下，近十年是中國城市圍繞高質量發展競逐激烈的十年，而珠三角也正迎來高質量發展“關鍵一躍”的重要時刻。

　　創新發展

　　從人口紅利到創新紅利的跨越

　　所有財富的源泉都來自科技創新，所有經濟的發展也來自于科技創新。這些年珠三角向世界級城市群邁進的第一動力，就是創新。

　　這里不缺各類創新“桂冠”：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8年居全國首位；東莞近10年研發投入強度增速領先所有一線城市；以珠三角為主陣地的廣東區域創新能力連續6年領跑全國。

　　根據南方城市智庫的研究，珠三角正迎來從人口紅利向創新紅利轉移的關鍵時刻。從承接發達國家外溢的技術紅利，到變成自主創新，珠三角正上演著面向未來的創新跨越。

　　近半城市創新投入比肩發達國家

　　自主創新水平和在科研上的錢袋子鼓不鼓有直接關聯。從研發投入強度（研發經費投入占GDP比重）來看，在不同經濟量級城市中，珠三角城市絕對是舍得花錢的那一個。

　　2021年，深圳研發投入強度為5.49%，在GDP2萬億級城市中排名第二，僅次于北京（6.53%），遠高于上海、蘇州。在GDP萬億級樣本城市中，東莞研發強度為4%排名第一，超過同為制造業大市且GDP更高的無錫、寧波，更高于杭州。

　　要知道在技術上有一手絕活的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日本、德國等，研發投入強度都在3%左右或超過3%。越能高比例投入研發的國家，越有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而珠三角近半城市（廣深莞惠）研發投入強度都超越了3%，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珠海的研發投入強度也有2.93%，接近3%的發達國家水平。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到十年會發現，一些城市的研發投入增長驚人，比如東莞。這座制造業大市在近十年間研發投入強度增長了140.96%，在所有樣本城市中領先，充分說明了其在調動資源投入創新上的決心與飛躍。

　　深圳萬人發明專利量是全國6倍

　　如果說投入決定了創新的起點，那產出則直接說明創新的效率。近年來，珠三角城市創新產出不斷增高，尤其是在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發達的優勢加持下，一些城市在科研轉化能力上擁有很高的護城河。

　　創新的重要產出是專利，尤其是含金量最高的發明專利。在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上，深圳可謂“一枝獨秀”。

　　2022年上半年，深圳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24.9件，約為全國平均水平（21.66件）6倍。深圳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更是連續18年居全國首位。

　　這體現了深圳強大的科研轉化能力，其背后是深圳企業的耀眼表現。深圳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光華為一家的PCT專利申請量已連續五年位居全球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珠海2021年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98.83件，表現非常亮眼，在樣本城市中排名第三，超過了上海、廣州、蘇州等大城市。

　　　創新頭部企業有待擴容

　　要在創新上掰手腕，關鍵在于創新主體的規模與效能。它既關乎人才這一關鍵創新要素的集聚，也涉及到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這一重要科創主體的競爭力。

　　人才集聚方面，作為外來人口流入地的珠三角不斷涌入高學歷人才。根據六普和七普數據，十年間，珠三角九市的大學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均有顯著提升，其中江門增長最快，增速達120.9%。在絕對值上，深圳最高，達28.9%。珠海（25.8%）則超越了很多萬億級城市，比如蘇州、寧波、南通。

　　企業集聚方面，珠三角高新企業占規上企業數量比重持續提升，其中佛山從2013年到2020年同比增長了超6倍，在萬億級樣本城市中領跑。

　　不過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的獨角獸、民企500強、專精特新企業數量，都低于同體量的長三角城市。這些創新先鋒往往能決定一座城市的創新天花板。珠三角還需進一步擴充先頭部隊，來實現更強的創新帶動力與更高的創新上限。

　　　協調發展

　　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協作樣本

　　在協調發展上，城市群名聲在外的珠三角一直是個樣本。

　　一來物理空間上的融合堪稱范本。5萬多平方公里土地上聚著9座城市，首條跨城地鐵廣佛線連接兩城，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更是進一步聯通東岸與西岸兩大經濟圈。另一方面，城市分工與產業互動的化學反應全國少見。深圳是科創中心，廣州是商貿中心，佛山、東莞是制造中心，分工錯位，但經濟往來互動便利度又領跑國內城市群。

　　近年來，珠三角強大的造富能力，讓其城鄉收入等差距也進一步縮小。

　　在城鄉與區域協調發展上，珠三角正承載更多想象。

　　　7城城鎮化率超發達國家

　　先看城鄉協調，一個關鍵指標是城鎮化率。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已逐步發展成為我國城鎮化水平最高、開發建設強度最大的城鎮密集地區之一。高質量的城市化，讓不少城市的城鎮化率超越發達國家水平。

　　已實現全面城市化的深圳自不必多說，佛山（95.2%）、東莞（92.2%）、珠海（90.8%）的城鎮化率也超越了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國內眾多一線城市與經濟強市。廣深佛莞惠珠中等7座城市超越了歐美發達國家70%—80%的城鎮化率水平。

　　從改變上來看，從2012—2021年間，肇慶的城鎮化水平在珠三角內上升最快，提升了21.8%；惠州排第二，提升了14.1%。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兩地城鄉融合發展、蝶變的進步潛力。

　　　惠州城鄉差距縮小速度最快

　　收入差距一直是城鄉協調發展的老大難問題。但珠三角在這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

　　根據南方城市智庫調查，從2012—2021年中國經濟社會發生巨變的十年間，珠三角九市的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其中惠州降幅最大，城鄉收入比從2.41降為1.79，下降了0.63，遠高于整個中國城鄉收入比的降低份額（0.38），降速達26%。2021年，中山、東莞、佛山三地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小，領跑樣本城市，優于眾多一線城市與經濟大市。

　　這十年，同樣是城鄉消費巨變的十年。城鄉消費差距縮小最快的同樣是惠州，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比的降幅達到41%。而東莞（1.3）則在2021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比這個指標上，表現好于北上廣杭蘇等多數經濟大市。

　　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珠三角都展現出強大的造富能力。農村集體土地改革、資源在城鄉間的流動，都讓農民從城鎮化和工業化中獲得紅利，錢袋子越來越鼓。

　　跨城集群多突顯城市分工成效

　　比城鄉協調更耀眼的，是珠三角的區域協調。

　　這種區域協調的一個最鮮明表現，就是城市分工鮮明且錯位。深圳、廣州、佛山、東莞這四個經濟體量領跑的城市，優勢產業各不相同，又有一定互補。深圳的科創、廣州的商貿與文化、佛莞的制造業，都有獨門絕招。

　　這帶來的一個產物就是，珠三角實力強大的跨城集群特別多。工信部公布的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名單中，珠三角上榜的七個集群多為跨城集群，比如廣深佛莞智能裝備集群、廣佛惠超高清視頻和智能家電集群、佛莞泛家居集群等，充分體現珠三角令人羨慕的產業協作成效。

　　協作帶來了往來互動。去年有數據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內各城市的經濟聯系度是國內七大城市群中最高的。光是廣州與佛山間每天超百萬的跨城通勤人次，就在全國獨領風騷。

　　綠色發展

　　工業先發區做大“綠色財富”

　　作為工業先發地，珠三角在綠色發展上一直承擔著艱巨的任務。

　　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讓珠三角在經濟發展上長期起到示范引領作用，但也曾深刻體會過犧牲生態環境的代價。人居綠地面積、城市群森林覆蓋率等指標的領先，彰顯珠三角的造綠成效。但部分城市能耗處于高位，說明了珠三角節能減排的任重道遠。

　　尤其在“碳達峰”“碳中和”大勢下，珠三角優化經濟結構、做大“綠色財富”面臨關鍵節點。

　　　深莞惠空氣質量躋身全國前十

　　“好空氣”是一種珍稀品。珠三角在打造“好空氣”上具有不小優勢。

　　PM2.5（細顆粒物）濃度是反映空氣質量的重要指標。細顆粒物在空氣中含量濃度越高，就代表空氣污染越嚴重。

　　在25個樣本城市中，深圳2021年PM2.5濃度最低，為18微克/立方米，惠州（19）第二，珠海、中山（20）并列第三。珠三角九市PM2.5平均值為21微克/立方米，低于廣東（22）和全國（30）水平，也優于歐盟標準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的第二階段過渡目標值（25微克/立方米）。

　　對于工業體量較大的珠三角來說，保持空氣質量實屬不易。2021年1—12月，全國168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排名前20的城市中，珠三角占據5席，分別是深圳、惠州、珠海、中山、肇慶，領先長三角與京津冀入選城市數。其中深莞惠擠進了前十，分別排在8—10位。

　　肇慶森林覆蓋率領跑

　　與“好空氣”同樣亮眼的，是“綠色財富”。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稟賦和較高的生態治理水平，在珠三角城市，推窗見綠、開門見園、四季見花，基本已成常態。

　　以森林覆蓋率這一指標為例，肇慶2020年以70.83%的森林覆蓋率，在所有樣本城市中領跑，約是全國（22.29%）水平的接近3倍。廣州2020年森林覆蓋率達41.6%，在GDP2萬億級樣本城市中僅次于北京。惠州（61.6%）則在千億級樣本城市中遙遙領先。

　　坐擁珠三角最大面積森林的肇慶，一直是大灣區天然“綠肺”。廣州已完成約350公里的橋梁綠化整飾，是國內橋梁綠化最多、景觀效果最好的城市。惠州則大力推進“森林碳匯、生態景觀林帶、森林進城圍城、鄉村綠化美化”工程。這些努力，讓這些城市在增綠造綠上脫穎而出。

　　不過在森林覆蓋率這一指標上，珠三角城市也有所分化。比如制造業大市佛山以21.4%的覆蓋率在樣本城市中排名倒數第四，低于廣東（58.66%）和全國水平。

　　節能降耗任重道遠

　　節能降耗上，珠三角則面臨艱巨任務。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年珠三角九市的節能減排一直持續加碼，且頗具成效。2012—2021年，除了中山和惠州，其他七城萬元GDP耗電量降幅都在5%—30%間。2012—2019年，九座城市的萬元GDP工業廢水排放量降幅更是都在40%以上，其中深圳、肇慶降幅超70%。

　　不過在三大城市群中，珠三角尤其面臨不小的節能降耗壓力。莞惠中江肇5座城市萬元GDP耗電量高于全國水平（726.85千瓦時/萬元）和廣東省水平（632.55千瓦時/萬元）。

　　這和區域產業結構有關。以惠州為例，石化產業是惠州支柱產業之一，也是能耗大戶。不過近年來，惠州正通過發展深加工、提升資源循環利用等，推動石化產業綠色轉型。

　　開放發展

　　在內、外市場中尋找最佳平衡點

　　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珠三角騰飛的最大動力源之一，就是開放。“三來一補”“世界工廠”，這些是其最具知名度的開放發展標簽。

　　不過近年來，開放發展遭遇復雜形勢。一方面，國內市場在迅速崛起；另一方面，貿易摩擦、疫情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向對外開放的層次、質量提出更高要求。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下，珠三角也在內、外兩個市場中尋找更好的平衡。

　　外循環與內循環進一步協調

　　外貿依存度下降，是這些年珠三角開放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

　　從2012—2021年，珠三角九市外貿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以及利用外資占GDP的比重都有不同幅度下降。外貿依存度上，惠州、珠海的降幅都在50%以上，深圳與肇慶的降幅在40%以上。外資依存度上，肇慶、佛山、東莞下降最快。

　　這和整個中國的走勢一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國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4%，降至2021年的34.1%。

　　這背后是內循環的強勢崛起。隨著國內市場不斷走高，內循環的動力效應更加明顯。有專家預測，隨著中等收入人群進一步增加，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對外開放格局開始出現兩個轉折：一來外貿依存度將繼續下降，二來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將逐漸并重。

　　當然，如今的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特色仍然十分明顯。在外貿依存度上，東莞、深圳排在樣本城市前兩位，珠海躋身前四。這些城市造出的產品，都在世界市場有一席之地。比如東莞手機產量常年占據全球超過1/4的市場。

　　　營商環境優化再造標桿

　　高質量的開放發展，是綜合環境下的產物。珠三角在打造一流營商環境上，一直是國內標桿。

　　不久前，全國工商聯發布《2022年“萬家民營企業評營商環境”報告》，深圳獲評“全國營商環境最佳口碑城市”。在去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全國營商環境評價中，廣州綜合排名第一。深圳在涉外商事調解和跨境糾紛解決機制創新上的突破性改革，廣州在下放行政權力、為企業減負上的敢闖敢試，都為全國貢獻大量經驗。

　　根據中國社科院2021年的一項營商環境便利度調查，深圳在樣本城市中排名第二，僅次于上海，超越北京；廣州、東莞也遙遙領先，超越蘇州、天津、杭州等城市。

　　向外來人才敞開大門

　　除了對外開放，對內開放也十分重要。人口流動是一個最佳說明。

　　東莞、深圳常住人口是戶籍人口的3倍多，在樣本城市中遙遙領先，幾乎是北京、上海的2倍。中山和佛山也很突出，常住人口是戶籍人口的2倍，遠超蘇州、寧波、無錫等長三角產業大市，以及杭州、合肥等省會城市。2020年，珠三角有8個市人口處于凈流入狀態。

　　珠三角發達的產業、豐富的就業機會、寬松的落戶政策等，吸引了大量外來人才，尤其是年輕人才的涌入，讓其城市開放度與包容度在全國領跑。

　　　共享發展

　　用改革解好“共同富裕”時代命題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所有人都意識到，讓發展成果實現全民共享有多重要。

　　于是，我們見證了珠三角在物質財富積累上的領先，更看到了其在教育、醫療等民生福利投入上的走在前列，在收入與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上的改革先行。在讓財富更多惠及于民上，珠三角正做出新的表率。

　　藏富于民的樣本

　　“藏富于民”是珠三角最典型的寫照。收入漲得快，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從2014—2021年，珠三角九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都在60%以上。其中，惠州增幅近90%，在所有樣本城市中居第二，僅次于合肥。江門、珠海的增幅也超過了80%。

　　2021年，廣深佛莞珠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6萬元以上，屬于領先水平。除肇慶外，其他珠三角八市人均收入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5萬元）。

　　不僅收入漲得快，珠三角收入分配的含金量也高。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值，是一個反映社會財富分配質量的指標，即居民從經濟增長中獲得了多少福利。這個比重越高，意味著居民獲得了更多的可由自己支配的福利。

　　在這個指標上，中山、東莞傲視群雄，分別達到72%和60%，是無錫、南通的2倍。除珠海外，其他八市都高于廣東（45.8%）和全國水平（43.3%）。

　　更難得的是，珠三角城市近8年內在這個比重上都呈現上漲趨勢。要知道，與8年前相比，北京、上海、蘇州的該指標都有所下降。

　　這意味著，珠三角在將經濟增長轉化為人民財富上，有相當的保障。

　　　江門民生支出強度居首位

　　比物質財富積累更進一步的，是民生與公共服務的紅利共享。

　　南方城市智庫選取2020年教育、醫療、社保就業三項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這個指標，來考察民生支出強度。調查發現，珠三角在不同經濟量級樣本城市中都領先。其中江門以48%的民生支出強度，在所有樣本城市中居首位。廣州（41%）在GDP兩萬億級城市中最高。東莞（40%）、佛山（37%）高于體量與產業結構相近的寧波（33%）、無錫（35%）。

　　省會廣州自不必說。“粵菜師傅”“廣東技工”“南粵家政”三項工程帶動就業實效顯著；多年積累與投入，更讓其醫療、教育水平成為廣東最好的。江門近年來也通過十件民生實事任務分解表，打造民生福祉。舍得花錢，就收獲了快人一步的民生財富增長機會。

　　　部分城市醫療教育短板較明顯

　　投入帶來的成效立竿見影。這些年，珠三角城市在醫療教育資源的供給上逐年遞增。其中深圳2014—2021年的每千人擁有病床數增幅高于北京、上海。

　　盡管如此，部分城市在教育、醫療資源共享上仍存在明顯短板。

　　醫療方面，深圳的每千人擁有病床數、執業（助理）醫生數在GDP2萬億級樣本城市中墊底，東莞則是在GDP萬億城市中處于下游。甚至除了廣州、珠海外，其他城市的每千人擁有執業（助理）醫生數未達全國水平。

　　教育方面，深圳、東莞、佛山等地的每萬人擁有專任教師數，也與同體量長三角城市有一定差距。

　　外來人口大量涌入體現了珠三角的開放包容，但也加劇了醫療教育資源的緊張。這兩年，珠三角對人口的吸引力與日俱增，但隨之而來的公共服務資源共享挑戰，也需要珠三角有更大的化解力度與魄力。

　　三大變革：

　　珠三角掀起提質

　　增效改革浪潮

　　高質量發展的成效，同樣與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三大變革有緊密關聯。只有做好了三大變革的文章，才能在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同時，開創質量效益明顯提高、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發展新局面。

　　南方日報·南方城市智庫同樣選取了25個樣本城市在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等三大變革相關指標上10年的數據，進行對標研究。

　　研究發現，珠三角在提質增效指標上整體處于領先位置，尤其是人均GDP、地均GDP等指標優勢明顯，且不少指標在十年間實現了飛躍。這說明珠三角質增效成果鮮明，經濟運行質量、動力、效率不斷提升，且發展后勁空間大。

　　質量變革

　　過半城市跨越高收入門檻

　　人均GDP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指標。2021年，深圳人均GDP17.37萬元，高于上海；珠海更是憑借15.8萬元的人均GDP傲視南通等一眾萬億GDP城市，以及杭州、合肥等省會城市，充分體現“小而美”的特色。珠三角總共有5座城市人均GDP上了10萬元。

　　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7月發布的最新標準，高收入國家門檻為人均國民總收入超13205美元。按照2021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計算，珠三角人均GDP跨越高收入門檻的城市有5座，分別是深圳、廣州、珠海、佛山、東莞。

　　把時間線拉長，會有新發現。從2012—2021年，肇慶人均GDP增幅在珠三角排名第一，增長接近一倍，充分說明其經濟質量蝶變的速度。中山增速墊底，只有不到20%，一定程度體現其經濟質量提升的乏力。

　　財政收入質量是經濟發展質量的另一個晴雨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個地區公共財力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上，深圳在珠三角領跑，達到13.88%，是廣州的2倍；珠海也表現出色，達到11.55%，在珠三角排第二。這說明了兩地政府的財力，以及將GDP轉化為地方發展建設財力的能力。其他城市這一指標都在10%甚至7%以下，落后于同體量的其他樣本城市。

　　區域財政收入質量的另一個衡量標準，是稅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這個指標上，珠三角有些城市有明顯短板。

　　　效率變革

　　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不斷躍遷

　　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是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近年來，廣東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式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到內涵擴大再生產方式轉變，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從2012—2020年，珠三角九市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都有不同幅度提升，其中肇慶上升最快，增長了69%。珠海、東莞的漲幅也在六成以上。中山漲幅最慢，只有12%。

　　2021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146380元/人。珠三角各主要城市的這一指標遠高于全國水平。其中，珠海、深圳、廣州、佛山的全社會生產率在20萬元/人以上，比全國水平高10萬元/人以上。這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經濟發展在靠效率拉動上的進步。

　　不過和長三角相比，珠三角這一指標還有提升空間。2021年，蘇州、無錫這一指標都在30萬元/人以上，寧波、杭州在24萬元/人以上，分別高于同體量的廣州（24萬元/人）、佛山（20萬元/人）、東莞（15萬元/人）。

　　與發達國家相比，2018年美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32344美元/人，是2021年廣州、深圳這一指標的3倍多。這也說明珠三角的生產效率離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有相當明顯的差距。

　　在地均GDP這個反映產值密度和經濟發達水平的指標上，珠三角優勢更突出。2021年，深圳地均GDP15.4億元/平方公里，是北京的6倍，上海的2倍多。東莞超4億元/平方公里，在樣本城市中緊隨上海。廣州、佛山這一數據也突破3億元，在城市群領先。這說明珠三角土地利用率和經濟集中度帶來的高效發展。

　　動力變革

　　制造業高級化促動能轉換

　　要提升全要素生產效率，關鍵是要推動由資源驅動的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轉化。這也是近年來珠三角各市努力的一大方向。

　　作為國內重要的制造業高地，制造業在珠三角主要城市都占有重要地位；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于珠三角新舊動能轉換影響重大。在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這一指標上，絕大多數珠三角城市都在50%以上。其中2021年深圳（69.6%）、惠州（64.3%）這一比重都超過了60%，珠海（59.9%）、廣州（59.8%）、東莞（51.7%）在50%以上，佛山（49.4%）和中山（49.5%）也接近50%。

　　此外，在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這一指標上，深圳2020年達到67.4%，超越北京、上海、蘇州等。東莞、惠州、珠海分別達到39.53%、43.8%、31.3%。高技術制造業已經占到規上工業增加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超過了重慶、無錫、泉州等萬億級城市。這些都說明了珠三角產業高級化的趨勢。

　　在珠三角，一場更為系統的動能轉換變革也已打響。近兩年，廣東正加快培育20個戰略性產業集群，橫跨新一代電子信息、半導體與集成電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等行業。而珠三角正是發展它們的主陣地。這些集群創新與高精尖特色明顯，也將為珠三角帶來更強大的創新發展動能。